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节能优化研究

针对浙江某燃气电厂"二拖一"联合循环机组在"一拖一"工况运行中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存在能耗过高的问题,对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进行了节能优化改造,将一台100％容量闭式循环冷却水泵和一台停机冷却水泵更换成一台小容量闭式循环冷却水泵和一台高效停机冷却水泵,实施后证明系统安全可靠,同时节约了厂用电.     

港口工程投标报价策略研究分析

招投标过程中投标策略运用是否得当,决定投标人能否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文章以实际完成的几个大型港口工程投标为例,结合国内外成形的投标报价策略的相关理论,研究了如何运用科学合理的投标报价策略,提高港口施工企业参与建设工程投标的中标率,对提高项目收益率具有重要的作用.     

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

财务公司是一类特殊的金融机构,既有风险内生性特点,也易受外部风险传导。在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上,要坚持业务发展与内部控制相平衡的原则,一方面要遵循普适性、规律性的银行业规则(巴塞尔协议),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所属集团的具体实际情况,服务于集团和财务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机构投资者能抑制盈余管理吗?--基于退出威胁视角的经验证据

退出威胁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方式。本文以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机构投资者的退出威胁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能够抑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而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并不显著;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降低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水平。进一步考虑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发现,相比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抗压型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更可能降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当管理层的薪酬对股价越敏感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的作用越大;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的影响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认识我国机构投资者,尤其是以QFII和社保基金为代表的抗压型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于声誉效应的工程监理激励机制模型研究

为了提高工程监理工作积极性,基于Holmstrom-Milgrom模型,引入声誉效应,建立声誉效应和显性激励机制相结合的动态委托代理激励模型。分析声誉效应发挥激励机制作用条件,并与未考虑声誉效应的委托代理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声誉效应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引入声誉激励机制能够增加业主的期望收益,并且能提高监理的努力水平。最后,通过数值仿真模拟验证引入声誉效应的合理性。     

CEO年龄、风险承担与并购*

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08-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CEO年龄影响企业并购决策及其绩效的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CEO年龄与企业并购倾向、并购后市场反应和并购绩效均存在倒U型关系，企业风险承担是倒U型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在考虑了自选择偏差、遗漏变量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从高管特征角度研究并购行为的现有文献，同时为企业高管考核与激励等制度安排提供了经验证据。     

房价对居民消费的跨空间影响*——基于中国278个城市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基于住房财富效应，构建了房价变动对居民消费的跨空间影响的分析框架。该框架阐释了住房财富效应的区域差异：不同地区间房价的空间传导、居民的异地消费以及消费的示范效应，使得本地房价变动可能引起周边地区居民消费的连锁反应。其后，本文利用中国278个地级市2000—2018年数据，通过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不同地区住房财富效应的差异，以及房价变动对居民消费的跨空间影响。结果显示：（1）虽然中国整体上存在住房财富效应，但西部城市财富效应并不显著，并且核心城市还存在负财富效应。（2）不同城市间房价对消费存在跨区影响。东部城市和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消费的正向影响很显著，而边缘城市则对周边城市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不同城市间的消费也具有空间上的示范效应。最后，本文从房价和居民消费空间联动的视角，为政府扩大内需、调控房地产市场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大学生创业的法律风险及其防控

大学生作为一类特殊的群体,由于自身经验以及知识的局限性,在创业过程中容易遇到各种风险,其中法律风险的是最棘手的。基于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了大学生创业的特点、现状以及创业过程中潜在的法律风险,并联系实际从高校法律教育角度及学生个人角度,提出了防控大学生创业法律风险的措施。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代理问题

由于国企高管的经营业绩难以被准确度量，加上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高管的超额薪酬成为国企代理问题的一种典型表现，于是政府将高管薪酬管制作为应急措施来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国企代理问题。采用双重差分法对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第二次限薪令在有效限制国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同时，没有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有效降低了国企代理成本；但第二次限薪令也降低了薪酬激励效应，导致国企高管努力程度降低，由此造成的利益损失又成为新的代理成本。国企薪酬制度改革面临激励与管制的两难选择，应在国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国企的高管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公益类及特殊行业的国企增强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竞争行业（营利性）国企则应在推向市场的同时放松薪酬管制，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解决国企代理问题。